周原大禹庙位于今陕西省韩城市东北三公里的周原村，于一九九六年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此庙为仅存的且保存较为完整的元代大禹庙而引起学者关注。对于此庙的研究，当代学者主要集中于庙中壁画、建筑艺术以及耍神楼跑台戏。本文主要运用周原大禹庙中的碑刻资料，采取田野调查、口述史的方法，结合庙内现存的献殿、正殿和戏台遗址，对大禹庙的基本布局进行探究，并详细阐述大禹庙在历代的修缮情况。

　　黄河两岸曾修建很多大禹庙来纪念大禹的治水之功。周原村附近的各村也都曾建有大禹庙，但随着常年的不加管理，更重要的是“破四旧”的毁坏，周边的大禹庙大都毁坏殆尽，仅周原村的大禹庙还保留。

　　现此庙内保存献殿、正殿、戏楼、厢房、偏房十二间（偏房为一九九八年扩建）。关于此庙，现没有保存下来的县志或文本资料有记载，仅在庙内献殿两侧发现十七通保存较为完整的记事碑。其中有十通碑为修缮大禹庙的历代捐银记事碑。因此本文在已研究的大禹庙基本格局及历代修缮情况的基础上，通过捐银记事碑探究历代以来对大禹庙的管理情况。

　　对庙宇的管理包括日常事务管理和庙宇修缮。这几通功德记事碑直观反映的是庙宇修缮活动。大元国大德五年（1301年）的《周原大禹庙八角柱上石刻》刻有“都维那头王口······助缘众社人等”，都维那头指管理僧俗事务的社首，杜维那头可以是宗教管理人员担任，也可是世俗管理人士，但此碑中记载的除杜维那头外，并无宗教人员在碑刻内，因此有很大可能都维那头王口为世俗人。借此可进一步推断，此庙很有可能为与本村有关人员所建，管理本村的官员或本村人。

　　《关帝庙口口大门碑记》（顺治十四年）中有记载 “·······至十有三季春子衿，允泰，吉养粹，温暨，温珉，史维资等率老僧觉鼎渐收赀经营工役，夙夜捐劳，乃构大门三楹。”此次有“府丞高辛胤上银口两 知府高来凤上银叁两 推官赵雨鸿上银叁乆 知县百足长上银叁两······龙泉寺主持僧如季 徒觉鼎”此次活动碑刻上有二百六七十人在列，可见此次修缮活动参与人数之多，上至府县官员下至各社人。据村民张衍杰介绍，龙泉寺在据周原村不远的龙亭原上有遗址，很有可能参与此次活动的僧徒便是这座龙泉寺的。此次活动是僧人与官员、各社人共同组织的。在时隔不久的顺治十八年，《禹庙歌舞台碑记》中仍有记载“龙泉寺主持僧人性然 性善 徒志仁 志街 仝立石”但仍刻有“西社督理功成乡老”。《西社创建佛堂小引》（乾隆十一年）记载到“余西社禹王庙侧有僧院一所，东西房俨然，而此房之倾圮者久矣，僧人性嘉募建佛堂焉”在僧人性嘉募捐的情况下，“无俟他求输其赀于本社，责其功于乡老······囙量力捐资同心督之······不数日而工竣焉”此次为僧人与西社人组织。咸丰四年的《重修禅院歌舞台碑记》碑末有“咸丰四年十月吉日西社勒石 主持僧人提口口”。

　　除此四例为僧人与社人共同组织，其余皆为各社人分别进行修缮，也有两社或三社人联合修缮的情形。万历七年的《重修大夏禹王庙碑记》记载，“西社人 吉腾禄银三钱 温奉雨男温进成银四两······”而碑文中又记载到“······各发忧心，喜口资财，两社重修各半，不数月······”但文中有说明为两社人，据此难以确定除西社人外，还有哪社人参与此次活动。《重修享殿厨房垣墉增设墙屏序》中碑末记载“乾隆二十三年岁次戊寅十二月九日中北社仝勒”说明此次活动为中北两社人组织。《口口口三社重修三义庙碑记》中，碑文中有“余社大禹庙东道院旧有三义庙，考其旧碑，重修屡次......”前文已论证大禹庙在西社，所以可知此次活动有西社人参与，但无法确认其余两社。《民国元年募化碑》碑末有“中西两大社乡老仝勒石”《民国六年募化碑》碑末记有“民国六年三月口日中西两社勒石”上述两次活动为中西两社人组织。《民国口年募化碑》民国口无记载。

　　大禹庙的修缮创建活动记载在碑刻的有十二次，可确定的是西社人参与的便已有八次之多。可见西社人对大禹庙的信奉。除西社人外，僧人、中社、北社还有不确定的其余社人参加大禹庙的修缮活动并捐银捐物。

　　大禹庙内的西道院后侧现在名为清修院，现今仍有两名道士在此修行。据吴道长介绍，他与周道长是二零一六年六月初十前韩城市政府邀请他们来管理大禹庙的日常事务，而他们也在近期将西道院后侧改建为供奉观音，称慈航殿，西道院前侧闯神楼改为财神楼。

　　由上述论证可断定，大禹庙大多数时候是由村社人集资，也存在僧人和村社人联合集资修缮的情形，在一段时期内僧人曾主持过庙宇日常事务。而近期内由道士主持庙宇的日常事务。《西社创建佛堂小引》中记载有“延僧主持不为之营，讽经地六社长之醜也”导致“此房之倾圮者久矣”，在僧人性嘉募捐和乡老捐资修建的情况下，“不数日而工竣焉”，“延僧主持不为之营”侧面说明僧人确实主持经营过大禹庙的日常事务，有可能只是经营不善。但村社人是否管理大禹庙的日常事务也无法确定。

　　通过探究历代对周原大禹庙的管理，展现出官府人员、周原村村民及佛道人士对大禹庙的信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周原村的姓氏宗族变迁，为进一步研究大禹庙在周原村的信奉范围及信奉程度奠定基础。